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主设计、自己建造、全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成渝铁路的建成,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序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成渝两地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起着重大作用。选择以修建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经济恢复与建设的突破口,是经过反复酝酿、权衡利弊、深思熟虑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敏锐判断力和深刻洞察力。而在修建成渝铁路过程中四川人民所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激励着如今的川渝地区人民踔厉奋发。成渝铁路的修建为如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西南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不便,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匪患很严重。西南又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前,妄图将西南地区变成其“复国”的基地,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集聚,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反动势力溃退之前对西南的工业和建设进行了大肆破坏,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大批工人失业,城市百业萧条,农村饿殍遍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凋敝、物资匮乏、通货恶性膨胀的烂摊子。当时的西南各地还残留着大批特务武装以及上百万的土匪,这些土匪特 务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建立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生活,必须要有经济和财政的支撑。“任何政权巩固的基础都在于经济的稳定”。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西南面临的基本情况:支援西藏进军,200万人要吃饭,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90万军队要改造,农村土匪、特务活动猖狂,若干紧迫的建设事业必须举办,入不敷出,赤字严重。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第一个任务,也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咱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面对西南地区千头万绪的经济问题,抓什么、怎么抓?考验着刚刚主政大西南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在建立国营经济的同时,对私营工商业也采取了扶持和鼓励的政策。当时重庆有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对中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他们不但要求政府帮他们解决资金、原料、商品市场,还要求政府帮他们调解劳资矛盾;另外一些则对接管城市怀有抵触情绪或者是不信任感。针对西南地区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所存在的困难与问题,1949年12月18日,重庆市工商界座谈会召开,在会上提出:“希望我们大家同人民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想办法克服困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 业而努力。”他的讲话拉近了党和政府与工商界的距离,对于推动工商界人士积极努力配合人民政府接管城市,恢复发展城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南工业有相当基础,这是建设西南的良好条件,但是工业结构单一、产品单一,把它们改变为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或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大多数来源于外国。这些工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些企业因原料和市场链中断而不得不停产,如何让机器运转起来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想到的出路之一就是兴修成渝铁路和制造轮船。大西南地处中国西部内陆腹地,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修建成渝铁路既是解决西南许多工业公司生产出路的重大举措,也是解决西南交通问题的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四川人,深深理解四川人民对成渝铁路的渴望。在受命解放和经营大西南的任务之后,就开始思考和筹划修建成渝铁路的各项事宜。西南刚刚解放,以为的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把修建成渝铁路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1月2日,在向中央呈交西南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提出“我们第一步着眼于修成渝铁路和造轮船”。

  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长期的愿望,也是四川人民的心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控制物产丰富的四川,英、法等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修筑由成都经重庆通往汉口的川汉铁路的计划,成渝铁路就是川汉铁路的西段。1903年,川汉铁路进入筹备阶段,广大四川人民以“按租集股、因粮认摊”的办法踊跃认购股份。1909年10月,川汉铁路开工建设。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收归国有”为名,侵占成渝铁路的修路款项,转手将筑路权卖给英法等西方列强。清政府这种出卖国家筑路权的行为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他们怒斥清政府 “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纷纷呼吁自主修筑川汉铁路。辛亥革命胜利后,北洋军阀政府和政府虽然也成立过“成渝铁路筹备处”“成渝铁路工程局”等机构,但他们只是以修路为名派款拉夫,半个世纪过去了,竟未铺设一寸铁轨,四川人民修筑铁路的梦想还停留在图纸上。

  和西南局在充分调查研究、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他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强调:“必须分清先 后缓急,量力而行……我们今天绝不可能百废俱举,如果百废俱举,其结果将一事无成。”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修建成渝铁路的方案。中央、政务院很快批准成渝铁路的修建方案,中央提出“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的方针,并拨2亿斤大米作为修路经费。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建设。 在开工典礼上致辞时说道:“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许多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和克服。”

  成渝铁路开工之初,西南土匪特务猖獗,四处 破坏,发动民工修路很难。当时地方工作也刚刚开展起来,征粮、剿匪亟待进行,从地方抽调干部修路也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为贯彻“花钱少,事情办得好”的原则,西南局和根据毛主席关于人民不但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还是生产队的指示,决定组织军工投入成渝铁路的修建。根据的指示,从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及西康军区抽调指战员3万多人,组建了5个军工筑路队。官兵高举着“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修筑工地,揭开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序幕。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剿匪一边筑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各军工筑路大军接到命令归还建制。他们留下的任务,由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公署动员、组织、发动农民和城市贫民、失业工人接替,先后有10多万人参与修建成渝铁路。

  当时的西南地区百业凋敝,百废待举,铁路所需的原材料十分匮乏。按照中央“就地取材”的原则,除制造钢轨用的钢锭由鞍山钢铁厂负责以外,修路所需的5.6万吨钢全部由重庆101钢铁厂(现重庆钢铁厂)轧制,确保了成渝铁路从钢轨到螺栓全部是“中国造”。修路所需的炸药、水泥等材料全部自己制造。铺轨用的枕木全部由地方政府筹集,四川人民积极踊跃为修建铁路捐献枕木,在极短的时间内共捐献枕木129万根。

  成渝铁路修建之初施工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大型机械化设备,也没有路料运力,在这种条件下,10多万军民凭着钢钎、铁锤、扁担、竹筐,肩挑背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夜以继日地从崇山峻岭中开出一条蜀道通途。工程以每日铺筑5.01千米的进 度推进。从重庆向西铺轨,1952年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

  成渝铁路全长505千米,整个工程共完成土石 方4211.3万立方米,修筑隧道43座,修建大中小桥梁437座,涵渠1195座,架设电线万平方米。经过两年的奋战,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成渝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庆祝典礼。主席为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亲笔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当即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成渝铁路的修建,不仅圆了四川人民几十年的梦,而且使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及先导作用。铁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成渝铁路的修建不但为中国铁路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四川建成交通强省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示范意义。

  党中央一直都格外的重视交通的发展,充分的发挥交通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行引领作用。1948年10月,为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时指出:“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 转到城市。”周恩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精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够达到目的。”1952年6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73次行政会议上指出:“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过去我们说过要修天成路,现在已经开工了,明年争取川黔路开工,川滇路也开工,甚至争取滇黔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了。”随时代的发展,交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逐渐重要。2021年10月,习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交通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因素之一,便利的交通能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能有效地开发区域资源,吸引特色产业和人口聚集。要想富,先修路。修一条路可带动一方经济,铺一张交通网就可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成渝铁路的修建,体现了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 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方针和设想。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成渝地区经济圈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重庆有三分之二的厂矿经常停工,10多万工人没有工做,机器、钢铁等重工业基本陷于停顿。成渝铁路开工后,因工程需要大量的机器、工具,促进了重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政府采用加工订货和贷放资金等办法,扶植私营工矿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重庆市有428家私营机器厂、185家大型铁铺获得了订货。此外,政府还以先付货款的办法,向川东北宣汉、万源地区,川南威远地区,川东綦江地区收购土铁数千吨,恢复了三地土铁工业近百家。早已停工半年的四川水泥工业也迅速恢复生产,产量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由于工矿业和航运的恢复,煤业、砖瓦、电工器材、化工、五金及商业等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城乡市场日益繁荣。

  在修建成渝铁路时强调:“成渝铁路一 开工,不仅能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还能够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成渝铁路的修建使沿线城镇的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失业工人大幅度减少,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与生活均有了出路。如1951年川南区,修路民工获得了约有3亿斤大米的工资。川南的隆昌、内江等5县,有15万人因修路直接或间接改善了生活。当时沿线的人民由衷地称赞成渝铁路是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为人民服务的路。在《四唱成渝铁路》这首歌里,人民发自内心地唱出“跟着,幸福万万年”。

  成渝铁路这种由国家投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模式对后来的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示范意义。由于交通重大工程具有投资多、社会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等特点,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促进就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还能提升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国家福利,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三)以点成线,连线成网,建设相互连通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推动西部大开发

  成渝铁路是连接成都、重庆的交通大动脉,它的建成通车不仅促进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物资交流和社会进步,而且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如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滕代远在成渝铁路工程总结中说:“渝端东接长江航运,南连川黔公路及綦江铁路,对西南重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援。蓉端北衔川陕公路,西通康藏边疆,且与继续兴建的宝成铁路及成昆铁路构成铁路网,不仅使沿线丰富的物产糖、盐、煤、铁、粮食、桐油、药材等得到宽广的销路, 并且在政治、经济及国防上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经过70多年的发展,四川交通实现了从无到 有、由慢变快、连线成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格局已然改变。成都、重庆成为两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成渝地区更是“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日益彰显。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四极之一。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在成渝地区的布局,川渝两地间正以成渝铁路为起点,不断推进交通基本的建设助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到来的情势下,作为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四川,更要学习“西南是交通第一”的精神和当年抓成渝铁路建设的那种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的决心,充分的发挥交通的现代化建设开路先锋作用,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坐标,构筑四川交通大格局,逐步将“示意图”变为“路线图”“施工图”,为未来承接更多的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