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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书画碎片之谜”的信息，大约源自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因为书中谈到荣宝斋收购的这批书画，但未说明其来源。《羊城晚报》的文章，正是在此书的出版印刷过程中发表的。圆小玲虽然报道了“书画碎片”的来源，却未能详述它们流失的背景，也不了解荣宝斋收购、处理的过程及未了事宜。而且她的文章是在地方晚报上发表的，不能为更多关心此事的人所知道，更不能够满足他们关心事件始末的愿望。因此，有必要将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弄清楚，并公之于众，了结这桩让人牵肠挂肚的陈年旧事。

  1963年8月的一天，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携带一个帆布包，匆匆走进荣宝斋店堂，询问这里是否收购字画。接待他的是有30多年经营经验的营业科副科长田宜生和年轻的鉴定家王大山。他们从这个自称来自哈尔滨的青年手中接过一个破碎不堪的纸卷，小心翼翼地打开，发现其中一些书画和碎片上钤有皇宫的印鉴，心想，今天可能遇到一批重要的文物，心开始怦怦跳动。他们粗略地翻了一遍，确认是一些从宫廷中流散出来的宝贝。它们鱼龙混杂，真假不分，有完整的，有残缺的，有的则只是一些碎片。他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以平和的口气问那青年，这么多东西要卖多少钱？青年说，你们看着给吧。田宜生说，东西是你的，价钱得你说。青年说，给1500行吗？田宜生和王大山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会意，对方要价不高。为了稳住来人，进一步弄清这卷东西到底都是些什么宝贝，设法把它们收购下来，托故对青年说，这会儿经理不在，也快到中午了，请你把东西留下，等经理回来请示后再做答复。青年同意把东西留下，并约定下午3点再来。

  青年走后，田宜生和王大山索性把东西拿到后院一个僻静的地方，仔仔细细地整理、鉴别。经过清理，这个纸卷里有唐、宋、元、明、清书画及书画碎片30多件，其中有许多是《故宫已佚书笈书画目录四种》中的国宝和其他文物。他们尽情地品味这些从未见过的古代书画精品，体验着从事书画收购工作以来未曾经历过的喜悦和快乐。他们兴奋极了，竟忘了吃午饭，一看表，已快到和那青年约定的时间了。他们断定，来人并不了解这么多东西的价值，他要价1500元实在不多，但又不能多给。他们商定还价1400元，这样接近卖主的要价，比较自然，或者可以把青年稳住，把东西留下来。下午3点，青年如约来到柜台前，痛快地接受1400元的还价，办了手续，把东西留下，点了钱走了。

  米芾传世的两件代表作之一《苕溪诗卷》（另一件《蜀素帖》在中国台湾），当时虽已成碎片，但经过细心拼接，仅缺8字，幸故宫曾留有照相底片，可据以补全。此件为米氏30岁时所作，乃是其书法大成之时，在书法艺术上具有极高的水平，为历代所推崇，是国之瑰宝。

  原题签为唐周昉《地宫出游图》的后半段。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认为，此图虽不大可能为周昉所作，但人物形象蕴藉而含蓄，在宋人宗教画中难以见到，就其时代风格论，应为晚唐之作，弥足珍贵。

  北宋陈垍《自书诗稿》，为传世孤本。此诗稿共16首，后有司马光、苏轼等名家题跋。虽然第一首诗题名残缺，后面题跋也少了几家，幸故宫博物院此前已购得残缺部分，两者拼装即成完帙。陈垍为北宋著名诗人陈后山之祖父。此卷经名家题跋，已成赫赫名迹，实为我国文化宝库之明珠。

  北宋苏轼题李公麟《三马图》残跋。李公麟的《三马图》与苏轼所书《三马赞》的前半段，在香港某收藏家手里。此次发现的苏轼书赞后半段，与宋人莲池生、紫芝道人、王震诸题连在一起。苏书笔酣墨饱，当是其盛年的得意之作，字字珠玑。

  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扎》中所缺的十余字。此帖已为故宫购得，但缺此十余字，无法通读。此次发现，使其成为完美无缺之名迹。

  已流失国外的国宝——北宋乔仲常《赤壁赋图》失散的6位宋人及元赵岩诸跋。这6位宋人之跋虽不具名款，却都是各有风度的好书法。

  元倪瓒《诗画合璧》中的倪氏自书诗一段及清代收藏家曹溶一跋。故宫已征集到此件中的倪氏墨竹一竿，但孤零零的让人感到不舒服，此次发现，使这件艺术品密不可分的两部分重新聚合，成为完璧。

  故宫藏元高克恭《秋山暮霭图》失散的元人李国藩、文志仁两跋，使其珠联璧合，恢复原貌。

  元陆居仁、杨维桢《书法合卷》中的陆书后段16行半。陆书的前段和杨书，至今不知下落。

  已流失国外的国宝——北宋画家燕文贵《溪风图》失散的元人刘赓、袁桷、赵世延、张珪的题跋。

  元末明初和尚上道衍（即姚广孝）书《慧顺法师铭》和道衍的同时人、僧人大佑书《慧顺行实》。这两件书法原裱在一卷，后失散。现在又得以重新聚合为一卷。

  明代几位皇帝的手迹《明朱元璋（太祖）、朱高炽（仁宗）、朱瞻基（宣宗）三帝合书卷》中的朱高炽手书两页。其余二帝书，仍无下落。

  此外，还有丰坊《千字文》、沈周《辛夷花图》、王宠《麻姑坛·阴符经》、徐渭《千字文》以及其他明、清书画和书画碎片。

  这批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国宝的出现，使文物界沸腾起来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黄洛丰、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文物局文物处长张葱玉、书画鉴定家徐邦达闻讯相继来到荣宝斋鉴赏，文化界和其他关心文物的人士也纷纷赶来。大家激动不已，啧啧称奇。当时我国古代书画首席鉴定家张葱玉喟叹道：能亲眼见到《苕溪诗卷》，死而无憾！

  激动之余，荣宝斋经理侯恺和经手人田宜生、王大山觉得，这么多重要文物，不管其来源如何，能存下来，就是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只付给1400元实在太少，应该再给予补偿。

  或许有人要问，荣宝斋是国有企业，既然这批文物这么重要，为啥不多付给他一些？经验告诫他们：凡是遇到重要文物，而售者不知其价值，我们也不了解售者意图的情况下，切莫一下子给价过高，否则东西就可能留不下来。因为如果售者只图多卖钱，给价高出其要价，可能使其产生复杂的心理活动，唯恐吃亏，托故不卖，反而事与愿违，使东西留不下来。正因为荣宝斋是国有企业，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目的，以买卖公平而得到社会各界的信赖。当这批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收购下来，并确认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后，认为给价少了，马上主动提出了补偿办法，这不正是国有企业荣宝斋的公道之处吗？

  经理侯恺把给那个青年经济补偿的想法，报告了身兼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同意再给他送去5000元，但不要说是补偿，说是奖励。于是，侯恺决定派田宜生和李克卿二人去哈尔滨给那个青年送钱，顺便了解一下这批字画的来历，并看看他还有没有类似的字画或其他文物，如果有，鼓励他再卖给荣宝斋。齐燕铭还表示，由他出面，请东北有关领导给予关照，在当地报纸上表彰这个青年保护文物的事迹。通过此事宣传党和国家的文物政策，号召拥有从伪满故宫流失出来的文物和其他文物的人，以这个青年为榜样，把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或荣宝斋，同样能得到表彰和奖励。但是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加上领导部门要荣宝斋抽调干部下乡搞“四清”，抽不出人去送钱，接着又是那场十年浩劫，终成憾事。

  从圆小玲的报道判断，荣宝斋收购的这批字画，当是溥仪从故宫盗往长春，他逃跑时从伪满故宫中流失出来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封建王朝，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仍在清宫里保留着一个“小朝廷”，历代封建帝王掠夺的书画名迹等文物，未加清理，原封不动，仍归溥仪处置。据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披露，溥仪从1922年起到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将军撵出清宫，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竟从宫里盗出历代书画名迹1200多件。1926年 “清室善后委员会”把这批被盗的书画名迹编入《故宫已佚书笈书画目录四种》。这批书画，后来大部分被运往长春。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企图逃走时携带一部分，被俘时被缴获；其余大部分被伪满“国兵”哄抢。有的在哄抢时被撕成碎片；有的被转卖，或失散民间，或流亡国外；有的仍在“国兵”手里；有的或畏罪销赃，或因无知被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种种渠道回收了一部分，但许多名迹仍下落不明。回收这些历史名迹，还我中华文明，乃是国人之愿望。

  圆小玲的文章说，当年来荣宝斋求售的那个青年叫丁心刚，（化名，以下与此事有关的人物，均为化名）在哈尔滨某大学工作。他的父母为这批字画付出了性命和心酸。

  丁心刚的父亲叫丁征龙，母亲叫孙曼霞。丁征龙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并留学德国和法国，曾在日内瓦世界劳工局工作，后受张学良的资助，又进了日内瓦大学。“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8月调往营口大桥煤矿。同年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

  丈夫走后，孙曼霞并没有太在意。几天过去，有些想念，又过几天仍不见回来，于是由想念而期待、而担忧、而着急，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终于，一天晚上，一个自称认识丁征龙、不愿透露姓名的陌生矿工来到家里，告诉她9月20日夜里发生在货运列车上的事：他因扒车盗苹果，藏在车厢内的苹果筐里。大约9点多钟，火车过了沈阳附近的灯塔站，他突然听到车厢里有人喊“救命”，紧接着是一阵厮打声，又喊了几声之后，便没有动静了。他缩在那里，连大气都不敢出。第二天，他听说有人在铁道旁发现两具尸体，一个是她的丈夫丁征龙，另一个是与他同行的王学武。

  孙曼霞得悉丈夫噩耗，满腔悲恨，决心为丈夫之死弄个明白。她女扮男装，到长春去探究丈夫一行的活动。她了解到，丈夫到长春时，正值日本投降不久，街上许多摊贩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宝贝。喜好书画、知道这些古物的价值的丈夫，花了许多钱买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他和王学武、骆大昭看望了同学和老师，带着这些字画，一起于9月20日搭货运列车回营口。从此便无丈夫和王学武的音信，唯骆大昭一人回到营口。这正印证了那个陌生矿工所说丈夫和王学武被害的话。然而，三人同行，为什么只有骆大昭一人活着回来？他回来后又为什么只字不提丈夫和王学武被害之事，却谎称丈夫和王学武去辽阳，在车上遭“老毛子”抢劫？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告白吗？他回营口的第三天，有人发现他那个不离身的大包裹里有字画和丈夫的遗物。后来他把字画转移到沈阳朋友家和营口叔叔家。接着又散布说，朋友家被盗，字画丢了，叔叔也把那些“不值钱的书画”卖了。种种迹象说明，杀害丈夫并夺走他的字画的，正是骆大昭。她机智地向苏联驻军司令部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认罪，苏联驻军司令部下令枪毙了骆大昭。孙曼霞终于为丈夫昭了雪，并在枪毙骆大昭那天夺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其他遗物。

  丈夫死时，孙曼霞刚满40岁，是有6个子女的母亲，悲愤和生活的重压，曾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茫然不知所措。但她毕竟是个有文化、见过世面的妇女。她当过教师，曾随丈夫旅居欧洲；在北京居住期间，经常随丈夫去故宫看字画，受到民间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的文化渊源和经历，使她勇敢地面对生活。她首先想到的是那批字画。她虽然不知道那批字画的具体价值，但隐约感到它的分量，而且丈夫为此付出了性命。因此，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秘密保存起来。一个女人，要养活6个子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她拖儿带女，靠捡煤渣、织毛衣挣钱养家糊口，颠沛于沈阳、海城、营口之间，不管日子怎么艰难，从未动过卖字画的念头，且多次对子女说，再困难也不能卖字画，始终不渝地保护着这批字画。

  后来，孙曼霞和子女们感到，这么多东西长期放在家里也不是回事。孙曼霞对记者说：纸这东西，说完就完，把它存下来真不容易，万一有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其次，担心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再次给家里招来灾祸。他们想给这么多东西找个妥当的去处。1962年5月，丁心刚带着东西来到当地某博物馆，可是该馆工作人员不感兴趣，只留下了宋代徐铉的《千字文》和元代杨恒的小篆《乐毅论》（前半部），付给50元把他打发走。丁心刚不愿再听那些真伪不辨的议论，不愿再看那些怀疑的眼神，他决心到北京请行家弄个明白，于是他趁出差去上海之便，带着东西来到了荣宝斋。

  丁征龙为这批文物付出了性命，孙曼霞及其子女丁心刚等，为保护这批文物付出了辛酸与心血，终于使这批文物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这是对国家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批文物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当年荣宝斋虽然付给丁心刚一些钱，但那点钱与这批文物的价值，相距太大了。单就米芾的《苕溪诗卷》而言，当年张葱玉就说值6万元。前几年，故宫博物院以2990万元收购米芾的另一件作品《砚山铭》，仅31个字。《苕溪诗卷》则有数百字，而且是米氏的代表作，按现在的行情，价值几何，可想而知。如果说当年的丁心刚和他母亲不知这批文物的真实价值，那么文化市场开放以来的字画行情，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们并没有来找后账，要求补偿。可见他们要把这批文物交给国家的愿望是真诚的。应该说，他们是把这些文物捐献给了国家。荣宝斋当年已把这批文物全部无偿地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也是对国家的捐献。

  这里，我们要告慰丁征龙、孙曼霞夫妇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子女丁心刚等，你们要把文物交给国家的夙愿已经实现了，我们感谢你们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还需要告诉所有关心此事的朋友们，那批文物已得到最好的安置和保护，可以不必牵挂了。

  余居半岁，诸公载酒不辍。而余以疾，每约置膳，清话而已。复借书刘、李，周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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