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流通物联网服务商行业标杆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推进，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对自身的“概念的鸽子笼”保持警醒，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帮助西方学者修正对中国的误解乃至误判，就尤为重要。

  人们在了解异域文化时，会不自觉地陷入“概念的鸽子笼”，这是哲学家杜威100年前的提醒——“我想问，他（访问者）能够为别的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做出的最有启发意义的事，莫非是和他们分享他的发现。他的发现是只有通过中国本身，通过早先的欧洲历史，才能了解中国。可是他还得要反复地说：中国正在急剧变化；若还是用旧时帝制的中国那一套来思索中国，就和用西方概念的鸽子笼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同样地愚蠢。从政治上、经济上说，中国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又大又悠久的世界，一个无人知道到底向何处去的世界”。杜威是在提醒西方人，在了解中国时切忌用刻板印象去对号入座，勿将自己在中国所看到的种种文化现象，轻率地归类，主观地下定论。

  据认知哲学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认知误区“概念的鸽子笼”，很可能是人们认识自然现象时无法逃避的线年哲学家汉森“观察渗透理论”以来的知觉哲学假说：虽然我们视网膜上的映像是我们正真看到什么的部分原因，这个原因的另一十分重要的部分则是我们心或脑的内在状态，它本身依赖我们的文化教养、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期望，而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眼睛和观察到的情景的物理性质。

  认知哲学学者朱锐2019年的一篇文章也许为上述哲学假说从神经科学找到了证据：人脑外侧膝状体（LGN）处理视觉信息的时候，从视网膜传过来的外界的视觉信息，只占丘脑输入的5%，丘脑输入的40%其实就是来自于大脑的皮层。这说明，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外界的信息输入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信息来自新皮层，是新皮层通过某种机制引导LGN去看什么和怎么看。朱锐对“看”的认知过程的结论就是：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记忆、期待和文化理念。所谓“看”，不是真正的“看”，而其实就是一种“确认（re-cognition）”。

  综合上述哲学剖析和认知生理实验，杜威提醒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概念的鸽子笼”可谓根深蒂固，这便给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坚持的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出一项既艰难又迫切的任务：如何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为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在文化差异中达成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国已不仅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地域大国和文化大国，而且日益成为这样一个世界上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经济强国之一。同时，西方现代性已引发重重危机，寻找非西方的文化智慧来弥补西方传统思维方法之局限，这一迫切性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学界的关注点。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推进，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对自身的“概念的鸽子笼”保持警醒，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帮助西方学者修正对中国的误解乃至误判，就尤为重要。

  2022年3月受斯普林格旗下期刊《AI和社会（AI & Society）》（ESCI）主编邀请，我匿名审阅了一篇中美AI政策比较的文章，所审文章于同年6月见刊。作者是牛津大学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教授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和他的团队。弗洛里迪是西方学术界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最有力的倡导者，历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和计算机伦理学”首席专家等诸多国际学术要职。他和他的团队关于AI伦理治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频频见诸Nature/Science以及Springer的其他期刊。爱思唯尔数据库显示，他是学界引用次数最高的在世哲学家。2022年他由于哲学贡献荣获意大利国家最高奖。

  我注意到，近几年弗洛里迪团队一直在研究中国的AI政策，并对中美、中欧的AI政策作比较。鉴于中美两国科技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近些年，在科技与社会（ST&S，S&TS，SSS）领域，研究两国技术政策的文章比较多见。但已有研究大多从当前政治制度和地缘焦灼的事态来讨论，视野相对狭窄。弗洛里迪团队引入了更丰富的历史维度，在两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讨论AI政策背后特定的技术哲学和AI战略。弗文分析得比较全面，尤其是搜集到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AI政策文件，可以说填补了中美AI政策比较研究的空白。文章结论是，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合作的主要障碍，但依然有对话和一起发展的空间。

  不同的哲学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塑型了不同的技术发展的策略，其实也塑型了不同文化中的“人”的概念认知框架。审稿中我感受到，即便弗洛里迪这样学术造诣颇深、文化视野开阔的一流学者，在理解异域文化中技术政策背后的价值时，也会陷入“概念的鸽子笼”。弗文有一个先入之见，即中国和美国是两个超级大国，两国的AI目标当然是针尖对麦芒，中国与美国一样，也想变成全球AI领域的唯一领袖。对此我提出了疑义，并给出多个证据，经过前后两轮，作者修回—反馈—作者再修回，最终，期刊主编全部接受了我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也一一修改了文中相关表述。弗洛里迪还私信表达对我的意见高度认可和感谢。这次审稿经历无异于一次学术交流中的文化碰撞实例，其中的分歧值得深思。

  首先，弗文中“中国想变成全球AI领域的唯一领袖”这一完整表述，并非直接引自中国AI政策文件，而是转引Sheehan在2018年一篇文章中的判断，这让人怀疑，弗文是否精准把握了中国的AI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当表述美国的AI发展目标时，弗文作者都是直接引用川普内阁颁布的文件，比如，川普签署的EO13859，文件标题是“保持美国的AI领袖地位”，以及文件“美国的AI领袖地位：针对联邦参与开发技术标准和相关工具的计划”。

  其次，弗文解读中国AI目标的权威文献，即中国“新一代AI发展规划”（AIDP，2017年国务院发布），对该文件中多个分散的短语进行了直接引用，以此来支持弗文作者的先入之见，即“中国要变成全球唯一的AI领袖”。我在中国政府网查阅了AIDP文件，逐一核对弗文引用短语所对应的中文，分别为“进入国际第一方阵”“实现重大突破”，并成为“世界主要AI创新中心”，显然，中文原文与美国AI政策文件中的“AI领袖”并非同一个意思。还有，弗文截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的“世界领先”，强调其英文world-leading，以此表明中国想变成全球领袖，也是对中文语境缺乏母语理解而导致的误读。

  最后，上述弗文所解读和表述的中国AI目标，与中国哲学思想所倡导的价值很难相容。审稿中，我即刻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若干代表性主张，如，“中庸”（《礼记·中庸》），“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还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我也强调了学界在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一些共识，如，美国文化注重个体性，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于是，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领袖。而中国文化注重集体性，个体倾向于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如美国汉学家金鹏程（Paul R. Goldin）对儒家思想的精辟解读：儒学主张“尝试调整自身去适应世界，而非征服世界，相比清教致力于主宰世界，儒家的主张从根本上是一个更为和平的进路”。可惜，弗洛里迪不是汉学家，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把握，远远达不到少数西方汉学家那样的洞悉，弗文对儒学思想的引用也颇有几处张冠李戴，比如，在接受我的建议后，才将“和而不同”用在了文末相匹配的语境里。

  上述实例表明，洞悉一个不同的文化的真正意图，仍然是复杂的任务。不同文化承载着不同的人类群体独特而漫长的生命历程，正如冯友兰所说，“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但什么是幸福？人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远非一致。这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哲学体系，许多不同的价值标准，从而有许多不一样的历史”。在当下的多元化世界里，成功的文化交流，应当是在有利于人性进步之准则下，尊重不同的历史所沉淀的多元价值。

  同时，东西方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历经上千年，不仅亘古常新，而且自古就不缺少深度共鸣。先秦孔子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古希腊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中西方两位哲人，几乎在同一时期（雅斯贝尔斯称之轴心时代）道出了遥相呼应的治学箴言。前面引用《论语》的多个表述也与康德道德律令关键思想一致，即只有当你愿意依此准则行事，才令此准则为普遍规范。源于《礼记·中庸》的“慎独”，新儒家继承和发展的“修齐治平”工夫论，这些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美德伦理学，均投射出东西方古老文化共同的哲学智慧。可见，中西方哲学智慧皆植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永恒价值观。

  当前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竞争和地区间冲突频仍，各国和民族间文化价值分歧凸显，人类只有反思自身，藉理性以纠偏，才能铸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